如何保障师德考核评价的专业性 2019-09-02 15:54

  师德,在教育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高校师德考核能否顺利推行,与具体考核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当前师德考核的制度建设主要论题涉及六个方面:高尚师德是否还需要提倡;如何保障师德考核的专业性;如何保障教师的权利;师德考核能不能完全客观化;师德和名利是否矛盾;如何确保师德考核的顺利推行。

  诸多学者认为,高标准的道德只是一种理想的期许,对现实的师德提升没有益处,反而带来种种的消极影响。这样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人为拔高的、乃至于把教师变成神人的道德标准,但是并不代表教师道德相对于其他职业主体有较高的要求。

  在所有社会职业之中,教师的道德是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诸如王承绪、潘懋元、顾明远、黄济、李吉林、斯霞和鲁洁诸位先生,读他们学生对先生的回忆文章,就不难发现诸位先生的高风亮节。蜡烛、春蚕、牺牲、奉献等所谓神圣的词语,用在这些先生身上确实非常贴切。我们可以用常人、职业人等为理由,主张不要用主观性、个体性和情境性极强的高标准道德来考核大多数普通教师,但是不能否认高尚的师德的客观存在,教师职业需要较高层次的道德标准,而不能简单地以教师也是普通人为由,将师德考核标准“侏儒化”。

  一是师德规范的专业性。因为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师德考核要注意教育伦理和教育活动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规范。二是师德规范编制和考核的专业性。师德规范要由充分的专业伦理基础和理论依据,应该要专业的教师组织和协会加以编制;师德考核也应该由懂教育规律,有一定教育修养的人员,根据公平合理的程序,来进行考核,不能被社会的不良,网络的道德审判任意牵引。师德考核应在明确教师应该承担责任的同时,对不符合教育实际,似是而非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有力回击,对教师毫无理性的道德评判敢于说“不”。

  师德考核该如何保障教师的权利?有的高校师德考核的指标,混淆了教师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侵犯了教师的基本权利。比如,为了避免教师对学生的侵害,做到学业成绩评价的客观公正,有的高校规定教师不准与学生谈恋爱。如果从法律的角度看,则是侵犯了教师的婚姻自由权。

  师德考核也要防止对教学和学术自由的侵害。有的高校认为教师播放视频就是不认真备课,严格规定教师课堂上不能播放视频,否则就是教学事故,师德考核要被扣分。为了防止教师考试放水,不顾及高等教育和学科专业的特点,简单实行教考分离,最后使高等教育演化成为应试教育。这是对教师教学自主权的侵害。

  师德考核的指标和程序要公正公平。在师德考核制度制定的时候,要吸收广大教师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认同。师德考核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师德考核部门与教师的双向“契约。”没能得到广大教师认同的师德指标和考核制度,无论多么完美华丽,最终都可能成为摆设。

  有的高校否认师德中的主观和柔性成分,认为师德规范是可以完全客观化和量化(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为师德而师德,为客观而客观,只是徒增师德考核评价中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而已。

  某高校为了创造师德乌托邦业绩,实现师德提升的大飞跃,以为大幅度增加师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和客观统一的考核指标,进行频繁地检查、评比和考核,就能实现师德考核的客观化和科学化。在考核过程中,要求教师填写诸多例如同行评价、学生评价和自我评价的表格、日志、总结和表态材料,考核的量化指标细致入微,数目繁多,教师们不得为此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做着大量与教书育人毫无关系的表面工作。这样只是实现了虚假的师德繁荣,实际上则降低了广大教师真正的道德努力,甚至演化成为闹剧和笑剧。

  师德的确包含着道德与名利相统一的一面,即教师个人的奉献和牺牲,可以得到经济和道义上的回报,而师德考核可以使两者的关系更加透明、公平和正当。但是师德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也有精神性和超越性的一面,若师德的考核制度设计,不是凸显教师教书育人的天职和使学生发展的超越性精神目标,而是着意和止步于使广大教师个体狂奔经济利益的获取和职称晋升而去,这就可能使师德考核与学生发展受益的最根本承诺形成冲突。师德要求教师不拒绝正当合理的名利(如学生学有所成,学生对教师的感恩),但这也意味着对游走在灰色地带,阻碍学生发展的名利要断然拒绝。把名利与师德的负面效果在于,使广大教师的努力止步于外在量化规范限定和名利的获取上,甚至形成竞争的恶性循环,异化成为平庸之恶,限制了教师对师德规范以及名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审视反思。

  事实上,当前一些师德失范的现象与高校的管理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师德问题的根源,可能并不是考核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而是其他相关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往往成为消解师德的力量。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有关高校教育管理的所有制度设计,或多或少地和师德考核存在着相关联系,师德考核制度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合理性,能否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不仅仅是与师德具体制度相关,而且与高校整体的制度伦理和日常治理方式有着极大的相关性。

  比如,有的高校一方面要求教师能够关爱学生,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所谓的效率,上课的班级越来越大,课时数越来越多,很多教师抱怨,不是我不想关心学生,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再比如,在很多高校,将具体业务和师德教育割裂开来,业务的提升是行政部门的事情,师德的提升是党政部门的事情。但是,师德若离开了具体业务,变成了悬在空中的高尚佩饰,业务离开了具体的师德,很有可能把教育活动拖入万劫难复的境地。如果这些制度不加以改革,师德考核会流于形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何学军)